德意志的特殊之路？ ——從反猶情緒看德意志民族對「我者」與「他者」的追尋歷程

林欣蓓（臺灣大學外文系三年級）

一、前言

《德國：走向西方的漫漫長路》（Germany: The Long Road West）一書開宗明義點出，歷史學界在討論德國史時，一直有個備受爭議的重大問題：「德國是不是走上了一條專屬於德意志的『特殊之路』？」然而在試圖回答之前，首先應仔細審視這個問題本身。誠如Winkler自己所提之反問，真的有任何一個國家能自稱其發展歷程為「正常之路」嗎？從這個角度去思考，便可推測這種「特殊之路」的說法應非源自於德意志，反而更可能是在西元1945年二戰結束以後，納粹政權令人聞之色變的種種暴行，才由其他國家加諸於德國史之上的。之所以大膽做出這樣的推論，是因為這位大學者同時提到另一個在德國史上備受重視的問題：「希特勒究竟何以崛起？」尤其是在大戰中對猶太民族的種族滅絕政策，在在標記著納粹德國令人背脊發寒的「罪行」。因著這個罪行的畏懼與驚駭，其他國家為德意志的國家發展下的註解，就是一條不同於他們的「特殊之路」。

　　由三十年戰爭期間宗教上的反猶，再來拿破崙時期文化上的反猶，直到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種族上的反猶，本文希望藉由爬梳德意志歷史，辨明德意志民族對於國家想像的輪廓。對德意志人而言，「國家」究竟是什麼呢？如何才能界定「我是誰」？縱觀紛紛擾擾的德意志史，如同波濤洶湧之下潛伏著的緩緩暗流，貫穿了整部史書的其實是德意志民族幾百年來對一個明確自我的渴望。因為無力界定「我是誰」，於是轉而嘗試界定「誰不是我」，希望能藉此更接近自己，更接近一個專屬於德意志民族的國家——德國。與其說德國走的是一條不同於他國的特殊道路，不如說這個國家的特殊性之所以如此被強調，是因其過於強烈的自我追尋所導致的極端後果，而德國史學界至今仍舊不斷透過界定「德意志的特殊性」為過去辯解，便是仍舊走不出陰霾的最佳寫照。

二、三十年戰爭：宗教反猶主義

遠在神聖羅馬帝國時期，德意志這片廣袤的土地實際上便不具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力量，而是以各領地君侯為單位，星羅棋布地散落著諸多地方政權。然而這樣的體制卻也運行良好，直至西元1517年，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與其後如火如荼在各地蔓燒起來的宗教改革運動，為這一片幾百年來守著地方自治傳統的平靜海面捲起了一波波浪濤。緊接而來的是宗教戰爭前仆後繼的烽火，一叢叢地在德意志各地延燒，然而點燃戰火的卻從來不是德意志本身，而是那些覬覦她坐落於歐陸中央的位置、欲將其開拓為戰場好保全自己國土安危的外來勢力。血流遍野的三十年戰爭，在1648年西發里亞和約簽訂以後塵埃落定，但神聖羅馬帝國卻從此真正徒具軀殼，遍佈於德意志之上的各個地方政權也因此延續著中世紀的腳步，溫溫吞吞地得再走上好幾個世紀的分裂，才終於踏上統一之途。

德意志長期受到外人牽制，難以找到自我認同，原本就不明確的帝國樣貌在戰爭之後又愈見模糊，此時路德翻譯聖經對德意志帶來的影響便極為深遠。弔詭的是，翻譯聖經帶來的兩個影響層面某種程度上卻相互矛盾：一方面，德意志文化因確立了標準德語而統一；另一方面，德意志政治上卻因教派分立而分裂。那麼整個事件帶來的，究竟是德意志作為一個國家的統一還是分裂呢？德意志，這個幾百年來只為了釐清她何以成為一個國家的存在，因為地緣關係糊裡糊塗地找不著我者與他者的疆域界限，直到確立了專屬於德意志人的語言，才總算找到一個能夠作為文化認同的標準。至此之後，雖然德意志奠基於語言而發展出空前繁茂的文化思想，實質上國家統一卻仍遙遙無期的主因在於，在度過了漫長的幾個世紀缺乏有力集權的政治中心後，德意志人早已缺乏國家的概念。整部德意志的歷史，娓娓道來的其實是一個漫長的自我追尋的故事。

三、拿破崙旋風：文化反猶主義

法國大革命之後，拿破崙張著民族主義的旗幟興起，猶如旋風般掃過整個歐洲，並在1806年解散早已形同虛設的神聖羅馬帝國，成立萊茵邦聯，延續德意志地區分裂的局面。然而，拿破崙挾著民族主義如旋風般掃過，被迫分裂的德意志境內此時基於愛國情操，更進一步醞釀起具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德意志哲學家Fichte於1807到1808年間發表的《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即是德意志現代民族主義創建的里程碑。他是首位提出Urvolk（原初民族）和Ursprache（原初語言）概念的人，強調路德宗教改革以來德意志文化及語言的獨特性，不再以羅馬文化或是拉丁語言為依歸，尤其對強力入侵的法國外來文化，德意志必須確認自己文化的精神性與宗教性，毋須向異文化低頭。因此，面對法國強權的壓制，缺乏統一國家形態的德意志欲於精神智識層面追求卓越，是一種文化上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透過與路德的連結，他讓民族主義的思想觸及普羅大眾，承襲延續下來的宗教改革傳統，期待將德意志境內對宗教的虔誠轉化為對於國家的忠誠。

除了Fichte，當時的民族主義者如Jahn和Arndt也都視德意志文化與語言為民族中的重要元素，並將對祖國之愛提升至信仰的層次。此外，這個時期「血統」已被納入作為德意志人的條件，舉例而言，上述三名學者當時就都持反猶太的態度。Fichte在其認識論中提出的概念是：自我意識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任何客體的自我意識，必須依賴其他理性客體的作在。[1] 也就是說，每個個體是透過界定誰不是自己而確立自己是誰。這種想法也體現於他公開反對猶太人的表現。

即便到了拿破崙戰敗，歐洲舊秩序全面恢復的復辟時期，反猶太的思想依舊不曾褪去。分別於1819和1833年在德意志地區爆發的反猶騷動（anti-Jewish rioting），本質上還不是往後基於種族因素而生的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但也已為這種反對猶太的思想埋下了不安定的因子。[2] 事實上，反猶太思想的由來已久，最遠應可追溯至聖經，除了被和背叛耶穌的猶大牽連在一起，還有放高利貸也不為聖經所允許，這點也引起農民的憤懣；再加上猶太人因貿易而興盛，許多商人為了排除猶太人的競爭，在這個時期扮演反猶騷動的重要角色。在浪漫運動時期，德意志人民欲區分我者與他者的想望，透過諸多形式表現出來，其中界定得最為明確清楚的即是反猶。[3]

四、德意志革命：政治自由與國家統一

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之後，復辟時期結束，歐洲捲起了一股民族革命所帶來的建國風潮。德意志此時也邁入了三月前期（Vormärz），在自由主義影響之下，民間結社以及社會運動大鳴大放，整個社會氛圍繞著兩個主題打轉，一是追求政治上的自由，二是追求國家的統一。此時對於自由與統一孰輕孰重各方有不同的看法，究竟德意志應該走上先有自由再求統一，還是先有統一再求自由的路線？這樣的討論一直到1840年的萊茵危機才開始有了明顯的轉向：因著外來威脅，德意志境內的聲音漸趨一致，在1830年代已經消弭的反法情緒再度被挑起，德意志內部追求統一先於自由的聲音益發強烈。

在這種社會引頸期盼一個強而有力政權的氣氛下，普魯士被寄與了領導德意志統一的重任；然而在這股自由主義的風潮之下，普魯士國王仍舊訴諸於以往民族主義以及宗教情懷、試圖打造「基督教國家」的方式，並無法滿足此時自由統一運動者對於國家的想像：一個不再有特權階級，而是擁有以中產階級為代表、市民社會的現代國家。[4] 這種對國家不同的想像終於在1848年梅特涅下台後受到催化，這場革命標誌著德意志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德意志將走向邦聯體制，還是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將延續君主專制，還是走向憲政體制？另一個在這場1848年革命中重要的議題，就是猶太人的解放。雖然猶太人在當時的德意志境內，享有不少與其他德意志人同等的公民權，但仍舊被排除在軍隊以及公職體系之外。

然而，這場革命最終既沒有達成自由，也沒有達成統一，甚至幾乎要演變成法國式的流血革命。革命失敗後，社會主義式由下而上的革命完全被摒除在德意志統一的路之外，此後德意志走上的是一條透過軍事改革、由鐵血宰相所引導，由上而下的革命之路。然而由採取軍國主義的普魯士所引導的德意志，不免遭逢君權與憲政相抗衡的局面，俾斯麥即利用一系列社會福利政策拉近國王與人民之間的距離，藉此對付國會。秉持著「若革命無法避免，與其被動承受不如主動帶領」[5]的信念，俾斯麥藉著普魯士軍事力量整頓政治局勢，建立北方軍事霸權之餘更將奧地利排除在德意志之外，1866年普奧戰爭之後「大德意志方案」煙消雲散，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建立確定由普魯士一肩扛起。

五、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種族反猶主義

相較於十九世紀初普魯士改革一直到三月前期，德意志境內時激烈時平緩卻從未真正銷聲匿跡的反猶太思想，接著在1859年自由派運動之後，社會上彌漫一股對猶太人的寬容風氣，直到德意志帝國終於統一。期間猶太人想方設法融入德意志社會而且也頗有成果，舉凡銀行業、新聞業、工業、政界，除了公職以及軍隊外，猶太人的足跡幾近處處可見。然而猶太人此時在社會上佔有一定地位、經濟狀況又普遍優渥的狀況下，德意志人不免忿忿不平，覺得社會資源被侵佔；加以1873年因自由放任經濟而大崩盤的維也納股市，等同於給予這樣不滿的情緒致命一擊，向來與經濟自由主義息息相關的猶太人頓時成為眾矢之的，反猶聲浪再起，並層層疊疊益發高漲。

除了經濟上的因素，政治上猶太人也頗受質疑，自由派因為經濟大蕭條的緣故而自身難保，不再能如同先前那般為猶太人爭取權益，前十餘年間轟轟烈烈的自由派運動自此走向下坡。由於自由派中有相當多成員為猶太人，當時甚至有「德意志帝國的政策即為猶太人的政策」一說，認為佔國會許多席次的猶太人所定之政策與法案，都是為猶太人利益而制定。[6] 天主教中央黨在經濟重創的狀況下宣稱文化抗爭（Kulturkampf）是猶太人倡導股市的策略，認為德意志地區的自由主義是「猶太化的自由主義」，將其批為帝國真正的敵人。[7]

一直以來退散不去的反猶太思想在此時已經有所轉化，不再侷限於宗教動機而仇猶；這個時期的論述不再強調基督教與猶太教的差異，而是由世俗的角度談論猶太人與其他德意志人的差異——以工作性質而言，猶太人經商被視為沒有生產力，是造成當代社會問題的主因。強烈反彈經濟自由主義的人，大多為社會上受到現代化威脅的族群，他們開始將猶太銀行家稱作「金色國際」，相對於在國際間聲名狼藉、共產主義的「紅色國際」。[8] 1879年Wilhelm Marr首度將反猶太思想理論化，脫離宗教思想而走上世俗論調的反猶太主義因而誕生。自此之後，反猶太不再只強調反猶太信仰，而是以一種自認科學而客觀的方式，由種族出發根本地反對猶太民族。[9] 然而，在反對猶太民族的假面之下，最深層的原因事實上是德意志社會上受工業化發展威脅的階層如農民、商人以及小資，反對帝國自由主義的思想和實踐。

1890年代起，德意志帝國開始追求以世界為格局的政治，不再滿足於半霸權，而是擠身世界霸權之林。一戰前夕，國際間強權相互角力，德國在1912年聯邦大選後，左派取得壓倒性勝利，境內因而又開始一波新的反猶太浪潮。一本匿名出版的書《假如我是皇帝》（Wenn ich der Kaiser wär’）完整體現了保守派心中紮根已深的反猶太主義，即便時至此時1870年代的反猶太主義已經大幅消退，此書的出版卻投石起漪，重新喚醒這股反猶意識。書中控訴猶太人為物質主義的象徵，又控制大眾傳媒，更霸佔了教育資源；全書的訴求對象並非群眾，而是深受猶太人威脅的知識份子。[10] 此時期各種不同的反猶結社興起，反猶輿論也透過成員滲透而進入各個組織，與上一波反猶主義剛形成時的論述相似，將猶太自由主義比喻作金色國際，而猶太馬克思主義喻作紅色國際。

大體而言，這波反猶太思潮和前二十年的反猶太主義論述相去不遠，都批評猶太人在德國社會上享有太多資源，將威脅到保守派的自由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罷，別無二致地和猶太人牽扯在一起，予以打擊。兩相比較之下，可以發現反猶太主義在這兩次都引發社會上對猶太人的激進評判，究其原因，可說是源於不安定感：經濟大蕭條時為生活的不安定而憂慮，而一戰前夕則是為國家力量的不確定而憂慮。反猶太何以使人心安？當生活受到威脅，當國族認知產生危機，界分出我與非我，某種程度上便可藉由反對劃分出來的他者而凝聚自我的力量。1913年的當權者即是操作這種民族情緒，對內凝聚德意志民族情感，以達成通過軍事議案、增兵擴展的目標。於萊比錫落成的民族大會戰百年紀念碑更是這種手段的具體展現：從民族大會戰到色當會戰，從德意志民族的誕生到德意志帝國的誕生，無一不致力於形塑一種純粹的德意志唯心主義，一個立基於血統，體現於語言與文化的德意志民族國家。

六、滅絕猶太人：一人陰謀抑或結構問題？

1930年代希特勒崛起，納粹黨掌權，長久以來一直存在於德意志境內的反猶情結在這時真正有了具體實踐。此時除了消除凡爾賽和約的恥辱，希特勒不只想摒除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以及議會民主，最重要的是一切的幕後主使：國際猶太人。[11] 納粹政權善用宣傳手段，抹黑、破壞猶太人的形象，而效果在社會更是廣泛而深遠，遍及民心。當時的社會情況低靡，一戰的挫敗所需支付的巨額賠款是其一，但被迫背負戰爭罪責對精神層面更是影響重大，戰後的「刀刺在背傳說」[12]（Dolchstoßlegende）激起了民族主義，更進一步加深德國內部的社會分化。一如先前的反猶太論述，因經濟景氣差轉而歸咎於擁有許多財富的猶太人，又因政治局勢進入前所未有的低潮、國家顏面盡失，歸罪於當時位於政權核心的猶太人；簡言之，猶太人在這個時期可說動輒得咎。民心不安加上政治宣傳，反猶的情緒高漲到了前所未見的程度，終於走上種族大屠殺的「最終解決方案」。

雖說與其他歐洲國家相較之下，德意志因為宗教寬容和自由貿易政策之故，境內猶太人處境較佳，德國化比例也較高；然而正因如此，猶太人漸漸喪失了自己的民族意識（identity），導致遭受迫害時也難以團結一致，共禦外侮，一如無法掙脫的籠中之鳥。反猶太思想在德意志由來已久，幾經波折，縱觀歷史可見其反覆波動，時而沈寂時而猖狂，但唯有在納粹政權底下爆發出空前悲劇的原因何在？在希特勒極權政治的引領之下，國家領袖的魅力達到巔峰，國家的意義昇華成一種政治性的宗教，再佐以階層嚴明的多頭治理方式，原本就強調紀律的普魯士軍國主義傳統在此時愈演愈烈。「希特勒萬歲」的口號以及筆直朝斜前伸展的手勢，是集體意識的形塑方式同時也是其具體表現，此時對領袖的崇拜幾乎已經到了洗腦的地步。不斷洗腦的後果就是盲從，而盲從的下場，極有可能導致整個群體誤入歧途而不自知，所以才有德意志民族獨尊的種族優生學，才有之後慘絕人寰的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從希特勒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以及演講、公開聲明等方面來審視，他憎惡猶太人的原因其實與大多數德國人，或說與傳統上反猶的思想並無二致；之所以會在這段德意志歷史中掀起如此滔天巨浪，和在極權主義之下，對領袖產生狂熱崇拜的集體意識關聯甚深。

一直以來，對於德國納粹掌政時期發生的猶太人大屠殺，這樣種族滅絕的殘酷暴行的形成原因，可分為兩派不同的說法：一是蓄意主義，認為整件種族滅絕行動是由希特勒一手策劃而成；二是結構主義，認為最終會產生這樣的後果和整個大環境脫不了干係。然而，Winkler文中也指出，這兩種因素彼此相依相偎，相互而生。[13] 順著本文脈絡可以見得，因著時代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人民惶惶不可終日，心中那股無處排洩的焦慮不安因而化作了利箭指向歷來皆然的代罪羔羊——猶太人。不過，要是沒有希特勒這樣的最高領導存在，沒有整個時代對於國家領袖的狂熱信仰，沒有他作為最高的決策主導一切，就難以說明何以存在已久的反猶思想或理論化的反猶主義，會在這個時代才真正成為現實的悲劇。如果說社會背景提供了絕佳劇本，希特勒本人便是天賦異稟的演員；若是缺少這名深具個人魅力的要角，整齣劇便失了靈魂，不可能推展到悲劇的終幕。

七、結語

德意志經歷了宗教戰爭的撕裂，萊茵邦聯與德意志邦聯的持續分裂，一路走來顛顛簸簸看不清一個完整國家的樣貌。對於這樣一個先天就缺乏單一性格，內部各有各獨特色彩的德意志而言，一統的「國家」是很難想像的概念。細看歷史發展，除了經歷大小德意志之爭，將多民族的奧地利排除在外，對於境內的「外人」猶太人也一直懷有敵意，之所以如此，無非是德意志為了釐清自己的存在，嘗試藉由界定他者以建立明確自我。而這股執念之強，最後領著德國走上了最極端的結局，也就是外界所稱的「特殊之路」。然而，光以這種特殊之路的說法解釋猶太人大屠殺，對於看清事實真相毫無助益，反倒會陷入一種無法扭轉的命定說。Winkler一一細數德意志歷史，特別是納粹當權時期，透過不同角度以及各方說法，試圖還原歷史本身的面貌，而非強加歷史解釋於其上。所謂德意志的「特殊之路」仍舊是個待解的難題，每個意欲認識德意志過往的人，都應更加審慎，才不致落入迷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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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G. Fichte, 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 (Hamburg: Meiner, 1997).

[2] H. A. Winkler, Germany: The Long Road West. vol. 1 of 1789-1933. trans. Alexander J. Sager. (Muni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69.

[3] Winkler, vol. 1, 70.

[4] Winkler, vol. 1, 81.

[5] Winkler, vol. 1, 165.

[6] Winkler, vol. 1, 207.

[7] Winkler, vol. 1, 208.

[8] Winkler, vol. 1, 207.

[9] Winkler, vol. 1, 208.

[10] Winkler, vol. 1, 285.

[11] H. A. Winkler, Germany: The Long Road West. vol. 2 of 1933-1990. trans. Alexander J. Sager. (Muni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3.

[12] 沒有既定翻譯，又譯為「匕首傳說」或「背後一刀傳說」。參考資料：維基百科：刀刺在背傳說，http://zh.wikipedia.org/zh-tw/刀刺在背傳說（2013年6月）。

[13] Winkler, vol. 2,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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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hte, J.G.. 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 Hamburg: Meiner, 1997.

Winkler, H. A.. Germany: The Long Road West. Vol. 1 of 1789-1933. Translated by Alexander J. Sager. Muni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Winkler, H. A.. Germany: The Long Road West. Vol. 2 of 1933-1990. Translated by Alexander J. Sager. Muni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