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襄（臺灣大學歷史系98級畢業生）
近十年來，史學界出現了許多以波蘭文探討有關猶太人大屠殺（The
Holocaust）的新研究論述。這樣的現象反應出了波蘭歷史學者們非凡的勇氣與智識，他們真誠而令人印象深刻地試圖撫平波蘭過去的創傷。同時，這些研究也象徵著波蘭在現今所參與的各式國際組織與歐盟的框架之下享有相當程度的和平、安全，以及這個發展速度極快的中歐國家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繁榮、興盛。
回到歷史脈絡來看，1939年三月，由於波蘭拒絕與納粹德國合作，希特勒轉而與納粹意識形態對立的蘇聯聯手，德蘇雙方於同年九月分別自西、東兩側出兵波蘭，並在十月佔領波蘭全境。納粹在德軍佔領區內大肆殺害波蘭的政治與文化菁英，以及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民，並限制波蘭人的食物供給以及控制其教育內容，甚至逕行將居民驅逐至波蘭總督府（General
Government，1939-1945），試圖破壞原有的波蘭社會。[2] 而隨著波蘭第二共和（Second
Polish Republic，1918-1939）的體制遭受破壞，[3] 納粹的反猶主義（Anti-Semitism）也開始盛行於波蘭的德軍佔領區。
根據德國學者Andrea
Löw與Markus
Roth的研究，[4] 波蘭猶太人在原本波蘭的法律制度下原是隸屬於地方自治體（波蘭文：kehilla
or gmina；英文：commune）的一份子，並如同一般的波蘭公民享有共同的權利。[5] 然而，納粹將原波蘭境內的猶太人強行驅逐至各地的猶太人居住區（ghetto），並奪取他們的銀行帳戶、汽車、甚至是腳踏車等財物，也無疑表明了納粹將猶太人的財產視作戰利品。而進入猶太人居住區的猶太人除了遭受財產上的剝削、不受法律保護之外，還得面臨疾病與飢餓的威脅。
1941年六月，納粹執行了巴巴羅薩行動（Unternehmen
Barbarossa），出兵蘇聯。在征服蘇聯佔領區後，納粹除了驅除蘇聯在當地所建立的政權外，也開始計畫在這些二度遭到外來政權統治的地方大量屠殺當地的猶太人。[6] 舉例而言，納粹在1939年蘇聯所佔領的波蘭東部地區慫恿當地的波蘭人襲擊猶太人。[7] 另外，德軍也在驅除立陶宛的蘇聯政權後與當地的軍警合作，共同殺害當地的猶太人。[8] 這種「在猶太人的原居住地殺害猶太人」的模式正是所謂的「猶太人大屠殺」，並且在納粹驅除蘇聯政權的二度佔領區散佈得相當迅速，爾後也持續蔓延至蘇聯與原納粹德國的佔領區。
大屠殺不只是納粹使用暴力以及戰爭加劇社會衝突所造成的結果，已經與被破壞的國家斷絕關係的公共團體也是原因之一。也就是說，納粹並非單純地獨佔這種暴力的使用，而是同時以組織或動員他人的方式行使暴力。波蘭歷史學者Jan
Grabowski與Barbara
Engelking的研究不約而同地指出，[9] 在波蘭第二共和遭受破壞之後，波蘭的人事部門與一般人們對於統治者與法律的順從卻依舊持續連貫。舉例來說，波蘭警方在納粹德國佔領波蘭後雖然持續運作，但是聽令的對象和值勤任務的內容卻完全改變—他們從原先防止納粹親衛隊（SS）屠殺波蘭人民，轉變成追捕波蘭猶太人的幫兇。另外，納粹也會以波蘭人作為人質，動員波蘭地方政府追捕自集中營或是猶太人居住區逃脫的猶太人。再者，波蘭地方的領導人也有驅逐轄區內猶太人或是負責分配捕捉到的猶太人的財產的責任，否則將會遭受處罰。
至於在鄉村地區，Grabowski與Engelking兩位學者則指出農民的態度每每取決於鄰居之間的態度，而多數農民常是相互妒忌、比較、並看重財產的，進而十分注意彼此間的一舉一動。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在納粹佔領的波蘭鄉村地區是相當不容易藏匿或包庇猶太人的。農民們很容易察覺鄰居異於往常的舉動，舉凡採集更多食物、生活作習改變、甚至是購買一份報紙都會被視為是正在協助猶太人。農民覬覦這些猶太人的財產，同時更懼怕納粹德國的報復，因此在納粹佔領區內的波蘭鄉村地區普遍流行相互指責監視的風氣。如此一來，農民自然就不願意對猶太人伸出援手，這也造成波蘭人往往先是扮演猶太人拯救者的角色，在取得他們的財產後卻立即向警方通報舉發的反應。
當然，我們也不能輕易忽視那些仍具有無私精神而選擇拯救猶太人的波蘭人，甚至有為了向世人揭露納粹行為的真相而自願進入華沙猶太人居住區與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的波蘭人。Jan Karski（1914-2000）曾親自進入華沙的猶太人居住區觀察紀錄其中的波蘭猶太人，並向波蘭流亡政府、英、美等同盟國報告納粹德國在佔領區內的滅絕營（extermination
camp）進行猶太人大屠殺的狀況；Witold
Pilecki（1901-1948）則自願被囚於奧斯威辛集中營，嘗試組織內部反抗並蒐羅情資，使得波蘭流亡政府得以讓同盟國確認猶太人大屠殺正在發生。不過兩位波蘭學者的研究，也清楚地說明在1943年至1945年間，成功自集中營、毒氣室逃脫而尋求波蘭人協助的波蘭猶太人絕大多數是慘遭聽從納粹政策與法律的波蘭人毒手，而並非德國人。
要追究其他造成波蘭鄉村地區農民們懼怕收留猶太人而互相監視告發、或是背叛陷害波蘭猶太人的原因，在納粹德國佔領區施行的反猶主義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依照常理，在反猶主義的影響之下，波蘭人對於猶太人的關懷程度是可能會有所降低的，不過波蘭學者們認為，我們不能將原因完全歸咎於納粹意識形態，畢竟人們的行為並非全然由意識形態所主導。Grabowski在仔細地研究波蘭一個區域內個別的案例後發現，殺害猶太人的波蘭人在二戰後加入與納粹意識形態截然對立的共產黨的可能性反而是比較高的。這樣的結論與另一位波蘭歷史學者Jan
Gross的意見不謀而合：選擇和外來政權合作的人們與下一個外來政權合作的可能性相當地大。在這現象背後，機會主義、利益、權力和金錢等誘因往往是造成人們去協助集權政治幫兇的主要因素。
波蘭在二戰後的共產政權延續著先前納粹德國政權的政策，將他們所殺害的猶太人財產沒收充公。更甚者，波蘭共產政權捏造了一個迷思，同時也是現今部份波蘭民族主義者經常持有的論調。首先，他們錯將波蘭人與波蘭猶太人共同塑造成戰爭的受害者，接著，再以帶有反猶主義的論述暗示波蘭猶太人應感謝在二戰時本身亦相當無助卻英勇的波蘭人向他們伸出了援手。這些歷史學者們的研究著作無疑是對上述的說法做出回應並進行反思、同時也重新建立起大屠殺對於波蘭歷史的真實意義。
[1] 參考自Timothy Snyder於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所發表的文章。Timothy Snyder, Hitler’s Logical Holocaust,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2/dec/20/hitlers-logical-holocaust/（2012年12月）。
[2] 波蘭總督府是德軍在佔領波蘭後未被納粹劃入第三帝國境內的地區，此地區的總督是由納粹的Hans
Michael Frank（1900－1946）擔任，實際上是納粹控制下的省份。
[3] 波蘭第二共和國成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儘管面臨了國內不同勢力以及領土重新劃分時來自鄰國的壓力，但該國仍持續存在至1939年德蘇入侵為止。
[4] Andrea Löw and Markus Roth, Juden in Krakau unter deutscher Besatzung 1939-1945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1).
[5] Kehilla是1918年至1940年間存在於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以及烏克蘭等地區的地方性猶太人自治體，其中的猶太人享有語言、教育等文化方面上的自治權利。Gmina一詞則源自於德文Gemeinde，是最基層的自治單位，由當地居民自行集結討論，負責地方上的公共交通、醫療衛生、環境秩序、文化教育等事務管理。
[6] 這些地方包含了波蘭東部地區、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
[7] 相關敘述可參見兩部波蘭學者們的著作：Jan
Gross, Neighbo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ol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以及：Paweł
Machcewicz and Krzysztof Persak, Wokół
Jedwabnego, two volumes (Warsaw: 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 2002).
[8] Christoph Dieckmann,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in Litauen 1941-1944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1).
[9] Jan Grabowski, Judenjagd: Polowanie na Żydów 1942-1945. Studium dziejów pewnego
powiatu (Warsaw: Stowarzyszenie Centrum Badań
nad Zagładą Żydów,
2011); Barbara Engelking, Jest taki piękny, słoneczny dzień: Losy Żydów szukających ratunku na wsi polskiej 1942–1945 (Warsaw:
Stowarzyszenie Centrum Badań nad Zagładą Żydów,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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