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余文堂 老師（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中興大學文學院前院長，德國魯爾大學Ruhr-Universitaet
Bochum博士）
主持人：花亦芬 老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時 間：103年3月21日（五）下午3:30-5:30
地 點：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會議室（文學院二樓）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
演講摘要：
有關近代以來臺灣涉外關係的研究，國內外學者和專家較偏重臺灣與荷蘭、西班牙、英國、法國、美國和日本關係的研究，很少注意臺灣與「德國」的關係。多年前，因筆者從事「中德早期關係」專題研究，在耙梳史料過程中，就發現早自十七世紀以來，「德國」和臺灣已發生關係，但這一關係並不是國與國或統治者間的官方關係，而是德籍人士以商人、教士、軍人或在其他國家的商業組織服務的工作人員身份來臺而產生的關係。早期「德國人」來臺的背景是近代歐洲人的擴張與推動「重商主義」（Mercantilism），進行遠洋殖民貿易和資本主義經濟興盛的背景下，特別是在十七世紀歐洲爆發「三十年戰爭」（The 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與荷蘭人成立東印度公司來到東亞，以及十九世紀上半葉英人謀求與中國進行貿易的時期。
本報告試著探討下列問題：
1.十七世紀以來有那些「德國人」來過臺灣？
2.他們來臺的時代背景如何？
3.他們如何與為何來到臺灣？
4.他們對臺灣有何觀察和認識？
5.這些內容在學術有何貢獻？
6.以及這些記錄對臺灣的近代史有何重要意義？
筆者希望透過對這些問題的探討，進一步了解臺灣對外關係的歷史，同時也試著研究近代以來臺灣與歐洲海洋文化關係的一部份，尤其是與「德國」關係的內容。
自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上半葉來臺的八位著名的「德國人」：
1.
第一位是亨德利克‧阿得利安斯(H.
Adriaensz)，他生於「德國」布萊梅市(Bremen)，未來臺前他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商船「燕荷恩號」(Enhoorn)的高級舵手；1624年12月，他被該公司聘為公司船隻進出大員的領港員三年。
當領港員期間，約1625年他繪有一張相當詳盡的大員與臺灣本島間海域圖，並在圖上以文字說明荷船如何安全進入大員海域。該圖現典藏在荷蘭海牙國立檔案館，編號：VEL302。
2.
第二位是新教牧師甘治士（G.
Candidius, 1597-1647），他來自「德國」普伐茨邦（Pfalz）庫哈特鎮（Kuhardt or Kühardtt）。年青時因「三十年戰爭（1618-48）」主要戰場在德意志地區，而避居荷蘭，1621年年底入萊頓大學進修，1623年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晉升為牧師後，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宗教司鐸。
1623年，甘牧師隨其他三位牧師東來，並於1627年5月4日來到臺灣安平，甘牧師來臺兩次共十年(1627-31,
1633-37)；1627年第一次來臺後，先在大員熱蘭遮城宣教，後轉往新港社，在該地學西拉雅平埔族語，搭建竹寮開辦學校，並創建新教教會，且翻譯和編寫教理問答及荷蘭語和西拉雅平埔族語的字典，建立改革教會在臺灣傳播的基礎。1631年，甘牧師不被續聘，而離臺回巴達維亞(Batavia)。
1633年，他再度來臺傳教，但1636年因新港社有基督徒參與反抗荷蘭人的行動，並計畫殺害他與荷蘭士兵，他非常氣餒，於是隔年返回荷蘭，結束在臺第二次傳教工作。1642年，甘牧師再度來到東印度，曾想第三度來臺，但因在巴達維亞接任牧師和拉丁語學校校長的職務而作罷，1647年4月於該任內去世。
在新港社時，甘牧師觀察平埔族的風俗習慣、政治組織、產物與宗教，以荷蘭文撰寫《臺灣紀略》(Discours ende verhael van ’t eylant Formosa,
onder-socht ende beschreven door den eerwaerdigen domenee Georgius Candidius,…)一書，提供歐洲人，特別是荷蘭人治臺的重要參考資料。他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派來臺灣的第一位新教牧師，同時也是第一位來臺的德籍牧師，也是第一位將西方教育方式引進臺灣的歐洲人，他更是歷史上第一位進行對臺灣與歐洲文化交流與對臺灣的風俗習慣進行觀察，並記錄的「德國人」。
3.
第三位是尚貝格醫生(C.
Schamberger, 1623-1706)，他生於「德國」萊比錫(Leipzig)，14歲時當過外科醫生巴赫特(C. Bachert )的學徒，20歲通過醫師考試，並加入荷蘭東印度公司簽約四年。1643年，他經好望角、巴達維亞、果阿、錫蘭與波斯東來，1646年1月奉命自巴達維亞來臺；1646年8月23日抵達安平，在熱蘭遮城行醫3年，惟行醫事蹟不詳，可能主要為當地荷蘭人看病。
1649年夏天，尚醫師離臺轉往日本長崎，擔任荷蘭商館醫師，同年底到江戶謁見德川家康，並為他治病。因尚醫師也精通數學與砲術，於是被留在江戶傳授半年。直到1651年11月，他才結束在日本的服務。同年年底，他返抵巴達維亞，並繼續行醫四年後，回到家鄉萊比錫，1706年逝世。雖尚醫生在臺行醫事蹟不詳，但應是近代第一位來臺，並引進先進歐洲醫術的「德國人」。
4.
第四位是司瑪卡爾登（C.
Schmalkalden），他生在「德國」哥塔(Gotha)市附近的弗利得里希羅達(Friedrichroda)鎮。父親是該鎮議員，小時候受到良好教育。1618-48年間，德意志地區受「三十年戰爭」的蹂躪，他也避走富裕的荷蘭，接受軍人的訓練，加入東印度公司服務。1642-46年間，他隨公司船隻到過蘇利南、巴西與智利等地服務。從1648-52年間，他被派到東亞服務；在南美洲與東亞服務期間，他都留下記錄，返回歐洲後將手稿輯成書：《東西印度奇異旅行記》(Die wundersamen Reisen des
C. Schmalkalden nach West- und Ostindien1642-1652)，但沒出版也未被注意；直到1970年代，有位研究生物的學者尤斯特(W. Joost,1937-2004)將該手稿加以整理和注釋後，於1983年由東德萊比錫的Brockhaus出版社重印出版，從此這本手稿重見天日。
在重印手稿中頁140-148，他記錄自1648年4月底到6月19日來臺經過與在臺所見所聞，並用鵝毛筆繪製四張珍貴圖片(臺灣地圖、大員與熱蘭遮城、原住民與地方會議圖)，這份對臺灣的記錄和這四張圖片亦是開啟臺灣近代史的資料，相當珍貴。他對臺的記載包括：地理位置、熱蘭遮城的建築和武裝、普羅岷西亞的街景、在安平的幾位「德國人」、漢人的墾植、豐富的物產、東部山區與平原的景觀、原住民的風俗習慣、服飾、居家、工具和信仰、對原住民的教化、「地方會議
」（Landtag）和在大員的特有生物等。1650年6月8日，他離臺轉往日本，結束他在臺快兩年的旅行。
5. 第五位是赫波特（A. Herport,
1641-1680），他來自瑞士，1659年春天，他被荷蘭東印度公司派往東南亞，1660年夏天他隨荷蘭援軍自巴達維亞來臺，他是參與荷軍對抗鄭成功軍隊的「德國人」，同時亦是見證國姓爺軍隊從1661年4月30日到1662年2月1日圍攻熱蘭遮城與雙方激戰及荷蘭人最後投降，撤返巴達維亞的情形。
1668年5月下旬，他返阿姆斯特丹後，將其出生入死的冒險故事用德文撰寫成書，並於次年將該書：“Reise nach Java, Formosa, Vorder-Indien und Ceylon, 1659-1668 ”（1659-1668年在爪哇、臺灣、前印度及 錫蘭的旅行記）在瑞士伯恩（Bern）出版，該書後於1930年在荷蘭海牙重印出版。書中有幅他描繪鄭成功軍隊與荷軍激戰的一景。
此外，他亦對臺灣進行觀察與描述，包括：臺灣島及大員的概況、地理位置、地震、氣候、原住民風俗習慣、貿易、國姓爺軍隊圍剿大員與熱蘭遮城要塞情形、臺灣的豐饒、漢人的信仰與生活習慣等，亦都相當珍貴，且比司瑪卡爾登記載的還詳盡。
6.
第六位是拉達(H. J. Rade)，他來自「德國」司圖加特城（Stuttgart），生卒年月日不詳，他是荷蘭駐大員軍隊的士官。自1661年4月底，鄭成功軍隊開始圍攻熱蘭遮城半年後，11月初荷蘭人接到滿清靖南王的來函，提議共同對抗國姓爺在中國沿海的勢力，荷蘭人派高雅格(J. Caeuw)將軍率艦前往會合，但失敗。致引起在安平的荷軍驚慌失策，士氣相當低瀰，軍心潰散。
因此自12月中旬，有幾位荷軍中的士兵開始叛逃至敵陣，拉達是其中之一；他是位戰場經驗豐富的士官，對荷軍在熱蘭遮城的武裝與防禦工事也相當清楚。他叛逃至鄭軍後，向鄭成功獻計攻城，不但備受禮遇和器重而升官，且是最後鄭軍攻陷熱蘭遮城的主因。他的叛逃不但促成荷軍的失敗與投詳，也結束荷人在臺灣38年的統治，同時也改變臺灣的近代史。
7.
第七位是參與康熙帝命令繪製「皇輿全覽圖」的耶穌會德籍神父德瑪諾(Romain Hinderer)；他生於今天法國東部「亞爾薩斯」(Elsaß)，該地雖現屬法國，不過此區在十七世紀上半葉屬「神聖羅馬帝國」。1706年，他來華傳教，1714年5月3日，他和雷孝思與馮秉正兩法籍神父在滿清官員和一小型艦隊的護送下搭船從廈門出發，經澎湖於5月15日抵臺灣安平港後，前後花一個多月的時間測繪臺灣地圖，不過該圖只繪臺灣西半部地圖，因當時清朝只管轄臺灣西半部地區，東半部為原住民所控制，如到東半部區測繪會受到原住民的攻擊。
這一臺灣島圖附有經緯線、北迴歸線（Tropicus Cancri）與標出西部沿岸雞籠寨、淡水廳等七個地名；圖左上邊還繪有中國福建省的部份鄰海的地區圖。該圖雖未把臺灣東半部畫出，不過對此圖方豪神父說：「…是臺灣地理史上空前的盛事，此後將近一百年間，歐洲出版的幾部有關中國的巨著，臺灣部分的材料，可說都脫胎於此。」臺灣史專家曹永和院士對此地圖亦說：「這是近世古地圖中，荷人被逐出臺灣以後，應用西洋比較科學的方法，測繪臺灣地圖的最後一次，而在清朝卻是最初一次了。嗣後迄至清末，臺灣地圖的繪製毫無進步。」這幅地圖不但提供滿清政府對臺灣西半部進一步的了解，且從馮秉正和德瑪諾兩神父寄回西方對臺觀察的信件中，亦提供歐人對臺進一步的認識。
8.
第八位是來自「德國」東北部匹利茨鎮（Pyritz）的新教牧師郭士立（K. F. A. Gützlaff, 1803-1851）。大學時他攻讀神學、醫學，並學習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後來在荷蘭被訓練成新教傳教士。他很有語言天份，且是位多產的作家，有不少的英、德文著作，同時他亦是一位著名的漢學家，有多本漢文著作。1842年中英鴉片戰爭後，在「南京條約」的談判中，他任英方翻譯員，後來又任香港政府的秘書和官員，除傳教外，他還協助英商進行鴉片貿易，亦擔任醫生、情報員等；這種多重身份與爭議的角色，遭致後來不少的批評。
早在十九世紀二0代晚期，他就來到東亞，先到爪哇和暹羅，然後在三0年代初年，協助英商調查中國沿海各港口的貿易，對這些旅行他於1834年，在倫敦出版：《1831年、1832年和1833年沿中國海岸三次航行的日記，附對暹邏、朝鮮和琉球的記錄》（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with Notices of Siam, Corea, and the Loo-Choo Islands, London 1834）；其中他報導：1831年夏天，他第一次旅行，此次旅行從澳門出發沿中國東海岸北上到天津，然後返回澳門。這次航行他並未來臺灣，但同年8月初，他對臺灣有簡要的報導。1832年春天，郭牧師進行第二次沿海旅行，以翻譯員和外科醫生身份在英商船「安賀斯特伯爵號」（Lord Amherst）進行的。同年4月11日到14日，在這次旅行中他確實經澎湖來過臺灣。
這兩次對臺灣的書寫和記錄含蓋多方面：包括對澎湖的景觀、人民的生活，臺灣歷史的發展、主權的問題、清朝在臺的官僚系統、原住民、產物和對外貿易，漢人族裔的生活與身分的認同、他們的耕作、與清廷的關係及他們的反抗，基督教在臺的傳播和對南部西海岸自然景觀與海港的觀察、以及對他登陸的地點「五條港」（Woo-teaou-keang）的聚落和人民生活狀況等都有報導。
結語：
這八位「德國人」的來臺，不但印證近代以來歐洲人以冒險患難的精神，遠渡重洋來到東亞，並迅速地把臺灣從中國大陸的邊緣和原始的狀態中，納入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與殖民貿易体系中，並首先成為荷蘭人在東亞貿易的中心或轉運站。自此，亞洲國際貿易競爭激烈，臺灣成為各國爭相奪取的戰略地區，也是當時西方列強勢力在東亞交會的場所。由於受到歐洲勢力的介入，尤其是荷蘭人和西班牙人，臺灣也因而受到他們的支配、宰制與剝削，但同時因受歐洲海洋文化的刺激，於是慢慢脫離原始與封閉的狀態，並開始邁向國際化與近代化，進而成為往後東西方列強覬覦的焦點。
此外，從這幾位「德國人」在臺的傳教、服役、觀察、測繪與記述，不但可看出早期臺灣的良好的自然環境，豐饒的物產，同時也看出先民前仆後繼，披荊斬棘，慘淡經營，與周旋於原住民和歐洲人的情形。這幾份《旅行記》與臺灣地圖的繪製是了解近代歐洲人，特別是「德國人」自荷治時代到十九世紀上半葉參與在臺的殖民貿易、統治與英商開發市場的重要資料，同時也是研究臺灣的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生態學、環境史和鄭成功驅逐荷蘭人歷史的重要材料，更是探討世界殖民史、東西交通史、文化史和在臺灣的原住民與漢人的生活史不可多得的素材，而且亦是探就早期臺灣與歐洲關係，特別是和「德國」關係珍貴的文獻。
他們對臺灣的觀察、測繪與記錄，意味著他們「看見臺灣，也聽見臺灣」，只是當時的臺灣是美麗與完整，而不是現今破碎的國土。另外，他們也讓福爾摩沙被看見，進而讓她與歐洲，甚至和世界連結；這些內容也印證近代歐洲人的擴張與他們在世界各地區勢力的角逐，也更是臺灣在東亞邊緣樞紐地位與在大海中飄盪命運的史詩。此外，他們對臺的意象與記載，雖帶有歐洲人的瞳孔與觀點，但這些內容亦應有他們的洞見，也能讓我們從這些境外的史料拼湊出臺灣古老的圖像與歷史的容貌。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和各位分享最近年來我較關注的問題，希望透過以上的內容和各位一起來尋找臺灣的過去，但同時亦在尋找臺灣的未來與出路；因這段歷史也是臺灣的近代史起源的一部份，很值得生在臺灣、活在臺灣並站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了解、重視與珍惜，因了解自己，才能使自己更具信心與活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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