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日 星期日

如何重新評論傳統「German Sonderweg」之問題?


沈冠宇(臺灣大學歷史系四年級)


一、前言


  德意志的建國與納粹統治時期的德國,一直都是備受討論的史學範疇。前者將注意力放在「走向德國」的曲折路程,試圖解釋,為何德國的建國如此困難。相較於英法兩國,自中世紀起便走上中央集權國家的道路,德意志地區遲至西元1871年,普法戰爭後才建立起德意志帝國(das Deutsche Reich),至西元1918-19年才組織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其次,與納粹(Nazi)相關的討論則環繞在其於德國獲得廣大迴響的原因。戰後,相關的討論不斷地開展。而時至今日,我們又該如何於前人的研究上,重新認識這兩個問題呢?對此,Heinrich A. Winkler的著作Germany: The Long Road West(德文書名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1] 深刻地討論了這兩個問題,將它們放到自中世紀至當代的脈絡下檢視,並認為二者自始至終皆與神聖羅馬帝國形塑出的「帝國迷思」,甚至是與所謂的「特殊道路」(Sonderweg)有關。[2] 就是這些概念影響了希特勒與他的納粹德國許多的宣傳口號。Winkler有條理地自中世紀至十八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路德與宗教改革、普魯士與奧地利二者爭強的複雜問題開始,逐步梳理德意志艱辛的建國路與建國後邁向帝國強權、威瑪共和與納粹時期的歷史脈絡。

  本文將採用Winkler著作中的觀點,試圖討論如何重新理解並評論德國史中重要的問題。若我們調整視角,由更大的架構來理解整段德意志的歷史,那麼我們會發現,前段兩個備受討論的議題都與所謂「德意志的帝國迷思」以及「德意志帝國具有其發展的特殊道路」有關。德意志歷史發展的進程,便與這兩個因長期積累而難以改變的價值觀環環相扣。因此,前文中提及我們所關注的問題也可以調整為:德意志的歷史發展是否走在一特殊的道路上?或德國是否有專屬於德意志的特殊任務(a special German mission)呢?然而,無論關注的焦點如何變化,問題的本質皆不會改變,所有的討論皆會與前述兩個迷思有關。以下,將以Winkler的論述為主,先討論「特殊道路」以及德國與西歐(尤其是英法兩國)的差異,再從對「宗教性」(religiosity)的定義下手,處理Winkler所討論的「現代性」(modernity)與德國歷史發展的問題。


二、德意志的「Sonderweg」與所謂「西方」


  「所有區隔了德國與其他歐洲國家歷史發展的因素,皆來自於神聖羅馬帝國」,[3] 因此,在討論此地發展的「Sonderweg」時,勢必得先說明神聖羅馬帝國的結構以及其與德意志地區的關聯所在。理論上,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統治範圍包含整個帝國;但實際上,真正得以深入控制地方的人,並不是皇帝,而是位於「皇帝-領地君侯-人民」架構中的領地君侯。Winkler認為,德意志地區之所以無法早早地形成像英、法那樣的中央集權國家,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性質以及在帝國架構下各種不同的侯國、自由市等分掉了實質統治權有關。[4] 簡而言之,Winkler認為神聖羅馬帝國之所以構成了德意志帝國建國的困難,正是由於德意志地區自古便沒有一個「統一」且具實權,而得以紮實控制這個地區的政治實體。

神聖羅馬帝國造成的另一個德意志建國難題,與「自由」(liberty)、「統一」(unity)兩個觀念有關。基於神聖羅馬帝國的存在以及其政治傳統,德意志地區的人民並沒有辦法同時並列「統一」與「自由」兩個概念。[5] 就實際層面而言,要嘛他們在分散的城市下享有自由,要嘛他們在單一的統治君侯下失去自由;[6] 就精神的層面而言,Winkler則指出,西元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讓德意志地區接收了所謂自由思想的同時,也讓此處的人們意識到如此殘酷地進行革命(revolution),以換取自由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因此往後發生在德意志地區的事件,皆盡可能地被化為溫和的反抗活動或是以由上而下的改革(reformation from top)代替之。透過拿破崙的占領,德意志人除了自由思想外,也見識到一個「統一」且具實權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力量。[7] 雖然西元1848年試圖建國的革命失敗了,但卻使德意志地區的人民體認到德意志的「統一」必然不能包含奧地利。[8] 而西元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國時,俾斯麥在自由和統一間選擇了後者。在這個層面上,俾斯麥考慮到了普魯士及其周邊邦國可以透過統一各取所需:作為一個軍國主義邦國,普魯士需要周邊邦國的經濟力,以支持其龐大的軍費開銷;而相對的,做為普魯士附近軍事實力較弱小的邦國,他們則以其自身的經濟實力換取普魯士的軍隊,再加以換取自身的安全。建國後,這種相互協助的模式基本上仍然存在,只是換了一種模式出現:原先邦國與邦國間互助的形式,被納進「國家」的體制中,改以議會的樣貌出現。統一的同時,卻也因為普魯士軍國主義的本質,而無法在體質上同時接受民主的概念。

本節開頭所言的「Sonderweg」,指的是在西元1945年以前,許多德意志人認為自己所屬的民族有著與他人不同,一極具目標性的歷史發展方向。這也正是筆者在前言中所提及「專屬於德意志的特殊任務」。當時的德國人相信,德國將會成為與眾不同且出色的國家。如此對未來的想像,可能與神聖羅馬帝國在近代早期屢戰屢敗的挫折有關。但事實上,「Sonderweg」的意義在二戰後,隨著強調轉型正義研究的推進,逐漸轉向另一個意義。在新的研究脈絡中,這個詞彙成為歷史詮釋的一部分,被用以解釋何以德國走上了納粹的道路。戰後的研究者將德國人對「Sonderweg」的想像,作為納粹在德國出現的因。他們認為正是因為德國人認為自己的國家終將成為獨一無二的,因而使希特勒得以抓住這個想像並加以發揮,進而釀成大禍。西元1945年後,對於「Sonderweg」的討論,便主要聚焦在此。

前段所提及「Sonderweg」一詞在二戰後被賦予的新意義,也就是以「『歷史的發展具特定的方向以及獨特性』為藉口,將德意志帝國推向軍國主義/強權國家的體制」作為解釋納粹出現的重大緣由。然而,Winkler卻更進一步,於書中開頭便提到,「德意志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差異並未大到足以稱其為一『特殊的德國路線』;而世界上也沒有任何國家的發展道路可以被形容為『特殊』。」[9] 也就是說,他並不認為德國走在一條特殊的路上;另一方面,相對而言,世界上也沒有哪些國家的發展是「普通」而不特殊的。如此的立場反對了較早的研究者從德意志過往的歷史去尋找走向納粹的蛛絲馬跡的這一方法。因此在現代,如果我們要重新理解德意志的「Sonderweg」,我們必須知道,無論從二戰前或後的兩個意涵討論起,這條道路都受到了時代當下的侷限。二次大戰前,德國人會將自己歷史發展的軌跡理解為「德意志的特殊任務」,似乎便是隱含著當時他們對自己國家未來發展的樂觀其成,並也似乎展現了德意志對於其自身「偉大」、「不可質疑」的宗教性展現。而這樣的宗教性展現正是Winkler希望我們去注意到並盡力避免的,因為這正是德國歷史發展教導我們的事情之一。


三、「宗教性」與「現代性」


  在歷史學的許多領域中,所謂「現代性」(modernity)都是需要加以明確定義的。隨著討論所牽涉的年代、對象,甚至是論述進行當下,時代氛圍的不同,現代性一詞所指涉的意義都會隨之改變。而如何使用現代性一詞,便需要在不同的脈絡與情境下,不斷地定義並與其互動。至少在與德意志史相關的層面,Winkler認為,用以區隔傳統與現代的一個判斷標準,便是宗教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他以政教關係為標準,若有著明確的區隔便判斷具有現代性,反之則仍具傳統性質。舉例來說,拿破崙統治下的法國,由於統治者明確地將天主教與政治切割開來,以國家本身凌駕於天主教之上,因而被Winkler認為帶有現代性。相反地,美國獨立運動的革命與獨立宣言仍舊由宗教理念所支持,而被Winkler認為同時兼具傳統與現代性。[10] 但當我們以此作為現代與傳統的分野時,也應該注意到,在這個判斷標準下,並不能單純以「宗教」(religion)一詞來進行討論,而必須使用意義更為廣泛的,甚至更為精準的「宗教性」(religiosity)一詞。「宗教」或是「religion」兩詞無論在中英文當中,都帶有正統性及唯一性的意涵,其拉丁文字源便意為「正確的信仰」。喀爾文就是使用了如此的概念,用以強調其自身信仰的正確性及正統性。相較之下,「宗教性」或「religiosity」的語意就更為廣泛了,除了一般所指稱的宗教之外,也可以用來描述以特定概念、價值觀凌駕於一切之上,形成一個類宗教(quasi-religion)的價值體系。如此對特定事物的狂熱、信仰,便是所謂「宗教性」的展現。

  以路德及其新教信仰為例,他雖然希望能將對基督的信仰及愛,內化到更深層的意識裡,而不用再依靠外來的力量(像是贖罪券或是善功)來證明自身的信仰,但這樣的訴求仍然需要透過與世俗統治者的相互協助,各取所需。各取所需的結果,便是政治與宗教性之間的相互糾纏。從另一層面來看,路德與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也助長了專制政治的發展,因為他在認同各教區應由信徒選出該教區牧師的同時,他卻不認為應該由人民選出他們自己的統治者。簡單來說,路德是與統治階層是站在同一線的,甚至可以說「縮短了王權與祭壇之間的距離」,在政治上採用較為保守的作法。[11] 因此,相較於喀爾文教派,路德教派更像是「染上了東正教的色彩」,不積極地試圖挑戰既有的政治框架。[12]

  時間稍微向後一點,來到德意志帝國建國前後。由於德國一直未能成功建國,一直是在體制內進行由上而下的改革而非革命,受過教育的德國人遂開始越來越希望能夠建國,以和世仇法國相互較量。這樣的迷思與基督教信仰中,世界末日的到來有關。[13] 西元476年西羅馬帝國被滅後,神聖羅馬帝國便在世人心目中成為最後一個足以保護基督教不受「敵基督者(antichrist)」攻擊的防禦力量,而儼然成為西歐文化的保護者。[14] 再加上前段所述,路德教派在神聖羅馬帝國內造成的宗教、政治相互糾結的架構所造成的迷思。如此的迷思甚至嚴重到當德意志終於成功建國時,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德國人都高興地忽略了,成功建國的俾斯麥政府,將以軍國主義、開明專制的手段統治德意志帝國的可能性。[15] 簡單來說,對當時受過良好教育的德國人而言,當下「建國」的重要性在他們心中,已經超越了對自由與民主的追求,成為一個宗教性的存在。更甚者,與其建國迷思相同,希特勒同樣也是利用了德國人民內心深處對於「大德意志」(Großdeutschland)方案的美好想像,進而得以透過各種手段唆使德國人民,共同為這個美好的手段努力付出。在這個層面上,希特勒顯然是知道自己正在利用德國人對帝國的「宗教性」想像的。[16]

  縱使俾斯麥曾試圖透過文化鬥爭(Kulturkampf),以種種的立法限制,規範帝國境內天主教徒的結社自由、居住自由,以及相關考試科目等等,顯示德國開始初步地出現試圖擺脫政教相互糾纏帶來的負面影響,[17] 並試圖走上拿破崙時代將政治壓在宗教之上的模式,但整體來說,似乎要一直到二戰結束後,甚至是兩德統一後,德國才正式成功步入Winkler的「現代性」定義中,成功將內心對於「帝國」的狂熱,將內心中對於由強權控制的德意志帝國形象消解掉。[18] 據此,根據Winkler的論述,德國現代性的建構,開始於二戰後,與德國人面臨如何重建自身成為一個「健康」的國家有關,也就是德國人如何拋棄其內心的宗教性想像,重新理解國家的意義。[19] 前述對德意志帝國的想像,如同東亞世界對儒教文化的想像,或者是美國對自身「帝國」以及「和平的守護者」形象的想像一般,都帶有「宗教性」的成分,意即認為某樣價值的重要性應是超越一切存在的。但德國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以「宗教性」作為國家基本體質的國家是不健康的。


四、結論:「Sonderweg」存在嗎?


  時至今日,我們又該如何於前人的研究上,重新認識德意志的建國問題及納粹的相關問題呢?我們又該如何重新思考德意志「Sonderweg」的相關問題呢?根據上文的討論,德意志「Sonderweg」觀念的出現,與當時的時代氛圍及歷史脈絡不可分視。這種觀念的出現,與德國人普遍認為,「德國的存在有其重要任務要達成」有關,而這普遍的認知又來自於政府以及知識界的肯定。當社會大眾對於自己國家的未來不再質疑,並一味地認為自己身處的國家有著一定的使命需要達成,甚或將國家本身提升到比個人信仰還要高的階層時,是非常危險的。從德國的歷史經驗來看,過去發生的普魯士軍國主義或者是納粹體制有可能再次發生。德國便曾將「愛國」定調為宗教信仰更為有價值的信念,甚至為國犧牲的舉動也會和殉教相提並論,其受推崇的程度甚至高於殉教。[20] 這也正是Winkler於書中敘述到德意志建國後,提及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 1897)所言,「歷史將染上德意志勝利的色彩」的原因。[21] Winkler便認為,這樣一種將國家本質宗教化的現象,歷史中既已出現過走向混亂與失序的例子,便應該竭力避免之。


五、餘論:德國與臺灣


  六○年代開始,為了更清楚釐清納粹時期的各種責任歸屬,德國更加重視對於所謂「轉型正義」的研究,包含找出真正的迫害者,建立完整的研究體系,甚至也包含對受迫害者家屬的口述歷史訪談訓練等等。如今,正是在走過了這樣一段轉型正義的長路之後,德國才有辦法有今日的成果,重新擠身大國之列,在歐洲及國際舞台上再次佔有重要的地位。然而,這樣的強國地位並不是像昔日一樣,以強權的方式、帝國的型態,或是將國家的概念加上宗教性的想像得來,而是透過民主與法治的政府體制,一步一腳印紮實踏出來的。正是因為德國曾數次以軍國主義、帝國的形式建構出一個強權國家(Machtstaat),卻一再地失敗,並深知如此強權國家的體制在此並沒有辦法成功地推行,德國才有辦法在戰後重新反省自己過去曾走過的路,並深切的體認到真正的民主政治的運作模式、價值與其精髓所在。

  臺灣與德國,也有相似之處。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其後的白色恐怖,與納粹對猶太人的歧視、屠殺,在本質上,都是部分群眾受到打壓,甚至是受到迫害的過往。正因此相似之處,轉型正義作為近來近現代史研究的重點之一,也時常為臺灣史學界所提及。然而,這樣的聲音似乎只存在於史學界及社會學界,相較之下,政治圈對此的討論似乎總是缺了一點,難以見到完整的討論。身為臺灣人,作為台灣島上的居民,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過去威權體制所遺留至今的問題與應該被討論的過去?正如同德國總理梅克爾說的,德國的轉型正義將永遠走下去,這不但意味著對納粹、對迫害者的相關研究會繼續下去,也意味著德國將持續為過去他們所做出的事情付出責任,不斷地解決納粹德國所留下來的問題,並竭盡全力避免再發生相同的悲劇。或許我們也該效法德國,持續地關注和我們緊密不可分離的過去,並誠實面對我們的過去,才有辦法展望更好的未來。







[1] Heinrich A. Winkler, Germany: The Long Road West, 2 vo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Winkler vol.1, p.4.

[3] 原文為:「Everything that divides German history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European nations had its origin in the Holy Roman Empire.」。Winker, vol. 1, p. 4.

[4] Winkler, vol. 1, pp. 7-8.

[5] Winkler, vol. 1, pp. 36-48.

[6] 城市與領地軍侯間交換條件的詳細內容,並不是本文欲討論的範圍,此處僅做簡單說明。中世紀始,「城市」做為一個自身及周圍鄉村相互交換物資並發展的有機體,與其上頭的統治君侯交換條件:城市獲得自治權,統治君侯則相對地從城市得到固定數量上繳的收入。

[7] Winkler, vol. 1, pp. 36-48.

[8] Winkler, vol. 1, pp. 90- 110.

[9] 原文為"Germany did not, according to the new prevailing opinion, differ from the great European nations to an extent that would justify speaking of a ‘unique’ German path’. And, in any case, no country on earth ever took what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normal’ path.Winkler, vol. 1, p. 1.

[10] Winkler vol. 1, p. 42.

[11] Winkler vol. 1, p. 14.

[12] 同上。

[13] Winkler vol. 1, pp. 4-11.

[14] Winkler vol. 1, pp. 4- 5.

[15] Winkler vol. 1, pp. 181- 191.

[16] Winkler vol. 1, p. 491.

[17] Winkler vol. 1, pp. 200- 204.

[18] Winkler vol. 1, pp. 1-2.

[19] Winkler vol. 2, pp. 102-107.

[20] Winkler vol. 1, p. 53.

[21] 原文為:"..., Jacob Burckhardt in Basel was already predicting that within a few years, thanks to the moulting process taking place within Germa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all of world history from Adam onwards will be given a new coat of German victory paint and oriented towards the years 1870-1.Winkler vol. 1, p.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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